德里罗《名字》中的语言崇拜与身份认同

   《名字》(The Names,1982)是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最重的五部小说之首”(Giaimo 67),因其“扩张主义的主题,有组织犯罪渗透的主题……殖民主义主题,剥削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主题”(德里罗 3)而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小说通过“恐怖主义叙事策略”(方成 86)探讨“名字与命名的虚构性以及语言的规定性对人的思维模式、政治概念和现实建构”(李公昭 11)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所构筑的符号图腾将自我逐渐驱离现实世界,人们在仿真的现实之境追寻符号的踪迹,试图寻求自我救赎的路径。小说由“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四部分构成,在时空交错中围绕邪教组织、婚姻关系及国际政治三条线索展开,开启了一段追踪、探秘、辨决与救赎的旅程。 
   一.神秘的语言 
   自由撰稿人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埃克斯顿(James Axton)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的婚姻濒于破裂,凯瑟琳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Tap)来到希腊进行考古发掘。之后詹姆斯也来到希腊库罗斯岛看望妻儿,这期间他们听说一个“无名”邪教组织用棍棒将一些年迈的流浪汉打死。为了揭开真相,詹姆斯和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斯(Owen Brademas)、电影制作人弗兰克·沃德拉(Frank Volterra)一起,开始对这个邪教组织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受害者的姓名首字母恰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首字母相同。在途经安曼时,詹姆斯得知安曼城坐落在七座山坡上,阿拉伯语中表示山或山脉的词叫杰贝尔(Jebel),也就是说,杰贝尔·安曼(Jebel Amman)的首字母与自己的名字首字母一样,这让他愈加感到恐惧。詹姆斯与儿子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座无名小镇时,偶然看到一块十英尺高的红色落石,上面刷着“Ta Onómata”,即“名字”,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离邪教组织越来越近了。 
   邪教组织之所以吸引了詹姆斯一行人,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偶然遭遇的“按名杀人”事件充满好奇。“名字”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喻示着某种隐晦而错乱的秩序——某种不同于自己内心或隐或现被驱动着去相信或怀疑的固有秩序。“有一种结构,一个无可避免和疯狂的东西,某个封闭、恐怖的逻辑,这个邪教就被封闭在这种逻辑里头,变得精神失常,但却十分镇定、十分耐心”(德里罗 224)。这一不可思议的结构和逻辑激发了人们的窥探欲,却又拒绝解读。仅从语言/文字出发,人们似乎无法获知邪教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杀人的动机和方式。正如邪教成员安达尔(Andhl)所说,“我们的计划所引起的事情你好像明白,并且觉得熟悉,但却无法去分析。”(德里罗 234)在德里罗看来,语言/文字只是这类结构和逻辑的表征之一,除此之外,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非自然的声音、影像、建筑、比例和行为方式也都具有同质化的符号特性。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窥探外界与自身时最直接的感觉材料——“自指的世界,一个无处逃逸的世界”(德里罗 333)。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只有拟像。(Baudrillard 12) 
   “Ta Onómata”既是一个名称,又指向邪教组织,但除了相互指涉的关联外,其背后的秘密却无法被识解,因为“能穿越符号的边界并向符号供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词实际上只是达到了表象本身。”(福柯 129)符号的自我指涉与拟像使得固有的表征方式发生扭曲,能指代替了“真实的意义”,不断滑向符号的重组与泛滥。邪教组织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封闭、恐怖的逻辑”建构出一种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性,将杀人行为神秘化。 
   二.符号的踪迹 
   在这个神秘的自指世界里,邪教组织割裂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使人们无法立即获得在场的意义,所有表征成为暂时无意义的空壳。(Derrida 2)在詹姆斯和欧文等人的追踪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发生了偶然的重叠。从希腊到也门,再从约旦到耶路撒冷,他们越来越接近并最终与邪教组织接上了头。“秘密”虽然很难仅仅通过语言来破解,却可以通过其他表征来寻找踪迹,正如欧文所说,劳力森这样的东方学家们“为了符合或找到某种模式,或是为了把某种模式的不同成分拼到一块儿,”可以“不顾一切”(德里罗 91)。这些“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恰恰就是仪式化的表征。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人们遵循着“科学、理性、和谐”的原则,力图建立秩序、创造意义。无独有偶,邪教组织的杀人活动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模式”——学术考查与邪教杀人——事实上具有同样的内在构成。如果将这一仪式化的杀人活动看作一系列意指活动的话,“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就是这些意指活动留下的“踪迹”或“碎片”,并可能成为人们寻找暂时意义的线索。 
   按照消息人士供的信息,詹姆斯得到一个与邪教成员安达尔见面的机会。詹姆斯希望通过他把这个组织的杀人动机和具体方式弄清楚,但安达尔碎片式的回答似乎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他声称他们干的事“极端、疯狂……不可避免、完美、正确”(德里罗 235)。邪教成员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言说方式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疯狂是有结构的。也可以说疯狂就是所有的结构。我们还可以说结构包含在疯狂之中。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德里罗 236)在此过程中,邪教组织假托语言及语言的结构,获得了行动的“名义”。这里的语言已经被工具化、非理性化,是一种被绑架和滥用的秩序与法则,因此是某种前语言(preverbal)(DeLillo 28)——既是语言又不具备语言的稳定结构和规则,一种为了任意操纵而被打碎了的表征方式。
   这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即借助其操作的双重性来延宕任何现实的运作,是一种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描述的机器,它供了现实物的一切符号,它阻止了一切变动。再也不需生产现实物了,这就是死亡系统中模型的重功能。(Baudrillard 166-167) 
   对邪教组织而言,这一潜藏着暴力内涵的“语言因而不是弃绝意义,而是弃绝被规定的意义。”(周敏 84)他们在解构语言被规定的语法(法则)的同时,又构筑了一个“意义不确定”的充满混乱与暴力的“秩序”,如果说“按名杀人”背后的动机是反叛上帝对万物的命名权,通过擅自肢解“神圣的法则”来实施暴力,那么弃绝被规定的意义,构筑虚拟的现实,就成了各种利用看似合法的权力体系来进行操纵、掠夺和欺骗活动的内在动机德里罗由此设置了一个隐喻系统,借此讽喻资本主义霸权,也暗示了恐怖主义孳生蔓延的源头正是这种后现代权力关系。 
   事实上,语言的暴力不仅为邪教组织所独有,它根植在所有的权力关系中,因而也根植在所有人的无意识里。关于这一点,安达尔在于詹姆斯刚见面时即已表明“我们方法里有种东西在你大脑的无意识中扎下了根。这种奇特的认识是不能有意识去揣摩的。”(德里罗 234)这种“东西”或许就是人渴望秩序、害怕混乱的天性,而当人们建立起这些秩序并置身其中时,也失去了“有意识去揣摩”它的必和能力。因此,揭秘的途径其实就在我们自身。 
   三.自我的重塑 
   在詹姆斯等人对邪教组织产生好奇并一路辗转去寻踪揭秘的行为背后,是某种无意识的追寻本质、建立秩序的本能。正是循着这条线索,他们慢慢从向外窥探转为向内的审视。 
   詹姆斯的自我审视与他在小说开头列出“二十七条劣迹”以警示自己不同,后者更多的是发自妻子凯瑟琳“不肯原谅”自己的“内心的呐喊”,列出清单则是为了表现自己“有知她之明”(德里罗 2)。也就是说,詹姆斯试图站在他者的立场观察自己,同时将这种观察的结论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希望从由此获得的他者的确认中取得自我的认同,因为 
   在亲密关系的层次,……原初的认同多么需重的他者给予承认,同时多么脆弱地受制于这种承认。……爱的关系之所以重,不仅是因为现代文化所强调的它们对日常需的满足,还因为他们对内在生成的认同而言至关重。(Taylor 36) 
   显然,作为一名情报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对语言/文字似乎有种习惯性的偏好,希望从这些文字构成的“情报”中寻找到控制婚姻风险的蛛丝马迹,甚至获得自我救赎。吊诡的是,“这一条条的罪状”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自我毁灭般的快感”(德里罗 2)。几乎与此同时,一件偶发的杀人事件打破了詹姆斯的生活,破解“按名杀人”的动机渐渐成为他逃离这一充满混乱与不确定的生活的途径。 
   然而,发现受害人的名字与地名首字母相同这一事实并没有为他供更多更直接地解决迷局的线索,相反,那不过是“一种被空虚与恐惧束缚的知识”(德里罗 191)。同样地,后来与邪教成员安达尔的碰面不仅没能解决他的疑惑,反而从更广泛的层面加深了他内心的混乱和不确定感。 
   所有这些都如此“具体可感地真实”,逼真生动的形象只被用来掩盖这样的现实的缺失,因为现实被认为比形象更权威。随着现实“被融入”其表面性的表征之中,生活的广教化几近实现。由于“不为真实”如此广泛地变成“为真实”的标准(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分界线变得空前地难以界定),在人类互动的世界里,适合于游戏和娱乐世界的审美标准也许完全取代了现在不相关的道德标准。(Bauman 15-151) 
   詹姆斯的得意和疑惑看似矛盾,但都同样来自他内心的“不相关的道德标准”——为发现“按名杀人”这一具体可感的真实性而感到得意,也为无法将被融入表征之中的杀人(邪教组织的生存法则)动机从“现实”中离析出来而感到困惑。对邪教组织来说,“秘密的名字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一条通往自我的路”(德里罗 237),但对詹姆斯而言,这种方式再次给他带来了“自我毁灭般”的感受,此时却没有了“快感”。如果说“二十七条劣迹”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恶习,那么工具化的语言所催生的修辞极权主义就成了更具普遍性的人之恶;后者是前者的极端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由“语言游戏”所建构,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自我则是我们发疯和死亡的地方。”(德里罗 333) 
   个体如何能够逃离这一悖论,重建“不相关的道德标准”并藉此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德里罗将希望寄托于语言的重建。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德里罗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由无限递归的能指链所构成,语言的神秘性蕴含着某种神圣的东西(Cowart 5)。在小说第三章的末尾,德里罗将视角转移到儿子泰普的写作上。泰普的书写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拼写错误”,“他把这些字重新写过,让我明白它们是如何组成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古代的东西,隐秘、可塑。”(德里罗 351)在最后一章“草原”中,德里罗终于打破了前三章叙述的晦暗与混乱,将泰普的“儿童游戏”(德里罗 375)以一种明快的方式呈现出来。“草原”是泰普创作的小说的名字,叙述了欧文幼年在家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方言或语言有关,其中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描写和天真烂漫的想象。 
   在泰普游戏般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类似邪教成员安达尔所说的“前语言”的形式。两者都拒绝解读,都有一种文字成形之前的不确定性,都蕴藏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不同的是,泰普的写作“似乎包含了某种对字本身的奇特感觉,一种第二层的、更深刻的、最早的含意”(德里罗 352)。这与那些充满了精神病态与阴谋暴力的语言完全不同,一个孩子充满错误拼写和破碎句子的书写还原了言说的本质,传递出作者的自我表达,将语言与蕴含在其中的某种“神圣的东西”联系起来。人类主体既可以通过构筑语言的牢笼来束缚自我,也能够通过“封起老语言,放出新语言”(德里罗 376)来重建自我,因为“语言是人类主体性赖以建构的‘牢笼’,也是人类主体挣脱束缚、走向自由的必经通道。”(姜小卫 95)当探索意义的人类本能回归日常,我们就能“通过某种无名的途径感受自身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每样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德里罗 37)因此,小说的结尾同时也是一个开始,一个重建秩序从而重塑自我的开始。
   四.结语 
   《名字》是一部探讨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小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后现代语境下变得模糊,现实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而变得神秘;他者与自我的互构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中变得混乱,真实的自我被仿真的现实所消解而无迹可循;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成为命名的工具,也成了被主体滥用的客体。而德里罗意在向我们表述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祭品。同时,“语言不仅仅是自我的一种附饰,不仅仅是人类交际和表达的手段,而且是主体性得以建构的主媒介,是主体位置的母体。”(姜小卫9)因此,与其说我们在使用语言,不如说我们是在语言中思考、表达自我、聆听他者、阐释世界。 
   参考文献 
   1德里罗.《名字》.李公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13. 
   2方成.“论唐·德里罗小说《名》的恐怖主义叙事策略”.《外语研究》.214(2)86-91. 
   3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1. 
   4姜小卫.“‘语言的供奉’通过语言之途认知自我”.《国外文学》.21(2)88-96. 
   5李公昭.“名字与命名中的暴力倾向德里罗的《名字》”.《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3(2)1-13. 
   6周敏.“语言何为?——从《名字》看德里罗的语言观”.《外国语》.214(5)81-87. 
  7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Bauman,Zygmunt.Life in Fragment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5. 
   9Cowart,David.Don DeLillo The Physics of Language.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2. 
  1DeLillo, Don. The Names.London Picador, 1999. 
  11Derrida,Jacque.Positions.tr.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2Giaimo,Paul.Appreciating Don DeLilloThe Moral Force of a Writer’s Work.Santa Barbara Praeger, 211. 
  13Taylor, Charles.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基金项目2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小说主题研究”(项目编号XKJS2141)和214年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德里罗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14Y339) 
   (作者介绍张寅,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从事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